诚然，曹操并不是个完人.他在徐州的屠城等都是应该受谴责的。但综合看他的成功决不是偶然，无愧于陈寿“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的评论。
如今人们有许多时尚的观念，像“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云云。在这些理论的引导下，天下事原没有对错之分，只要符合自己的利益就行。所以曹操为了自己的利益，做什么都不算错，能够取得成功就是英雄。
曹操的历史功绩，现在看来，应该是在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时，扫平北方军阀，统一中国北方，恢复发展生产，使北方人民安居乐业，过上太平生活。这些功绩，表现出曹操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另外，他博学多才，其诗歌至今流传，又表现出卓越的文学才能。这些功绩和才能聚于曹操一身，自然显现出男子汉大丈夫的非凡魅力，有人因此而喜欢他崇拜他，也算是有道理的。
曹操对于汉王朝，也是有些贡献的。早年，他是“治世之能臣”，不畏豪强，执法严明，将他的辖区治理得井井有条；领兵打黄巾，虽然有镇压农民起义之嫌，毕竟也是对汉王朝有保全之功；兴兵讨董卓，虽然没有成功，但也是堂堂正义之师。后来迎献帝，迁都许昌，恢复礼乐，使奄奄一息的汉王朝又多活了许多年，这也是有贡献的。曹操因此得意地自比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矣”。如果曹操真的肯做周文王、周公，做伊尹、霍光，那在历史上他就可以称是一个完人了。但是不然，曹操至所以肯留着汉献帝，不是拿他当君王，只是为了“挟天子而令诸侯”，只是为了握一张王牌，方便其发号施令。一旦羽翼丰满，根基稳固，就要取而代之。《后汉书献帝纪》中，建安年间曹操每一次升官，范晔都写为“曹操自为……”表面上仍是献帝封的，但曹操想当什么，献帝就得封什么。“三公制”搞腻了，就改为“丞相制”，直到后来封魏公加九锡，最后进封魏王。
对忠于汉朝的官员，有名望的官员，曹操陆续实施排挤、罢免、屠杀。而那些试图对抗曹操扶保汉室的官员贵族，曹操更是杀得有理，甚至牵连上皇后皇子。
曹瞒传曰：公遣华歆勒兵入宫收后，后闭户匿壁中。歆坏户发壁，牵后出。帝时与御史大夫郗虑坐，后被发徒跣过，执帝手曰：“不能复相活邪？”帝曰：“我亦不自知命在何时也。”帝谓虑曰：“郗公，天下宁有是邪！”遂将后杀之，完及宗族死者数百人。曹操有政治、军事、文学诸方面的才能，在东汉末年群雄争?***亩嘟ㄊ鳎骋恢泄狈降拇蟛糠至焱粒彩怯欣饭u摹k韵衷诤芏嗳讼不恫懿伲绨莶懿伲酥辆醯孟诽ㄉ细懿俟创蟀琢巢还剑琢骋欢缺桓某闪朔哿场?br />
《三国演义》中曹操的恶行自然不少，但演义作者是“尊刘”的，难免有不少过份的加工。《三国志》中的曹操，因作者陈寿是晋时人，晋承魏祚，难免要多说一些魏的合理性，所以给曹操的好话也不少。这两天我正好读《后汉书》，这是南北朝人写的，感情因素自然要少一些，在《献帝纪》中，我发现曹操的劣迹不少，给他勾白脸，着实不算冤枉。且抄几段书来看：
建安元年辛亥，镇东将军曹操自领司隶校尉，录尚书事。曹操杀侍中台崇、尚书冯硕等。九月，太尉杨彪、司空张喜罢。冬十一月丙戌，曹操自为司空，行车骑将军事，百官总己以听。
五年春正月，车骑将军董承、偏将军王服、越骑校尉种辑受密诏诛曹操，事泄。壬午，曹操杀董承等，夷三族。
夏六月，罢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癸巳，曹操自为丞相。壬子，曹操杀太中大夫孔融，夷其族。
九月庚戌，立皇子熙为济阴王，懿为山阳王，□为济北王，敦为东海王。[一]注[一]山阳公载记曰：“时许靖在巴郡，闻立诸王，曰：‘将欲歙之，必姑张之；将欲夺之，必姑与之。其孟德之谓乎！’”
夏五月丙申，曹操自立为魏公，加九锡。
十一月丁卯，曹操杀皇后伏氏，灭其族及二皇子。
二十一年夏四月甲午，曹操自进号魏王。
是岁，曹操杀琅邪王熙，国除。[一]注[一]坐谋欲渡江，被诛。
二十三年春正月甲子，少府耿纪、丞相司直韦晃起兵诛曹操，不克，夷三族。[一]注[一]三辅决录[注]曰：“时有京兆全祎，字德伟，自以代为汉臣，乃发愤，与耿纪、韦晃欲挟天子以攻魏，南援刘备。事败，夷三族。”
个人认为曹操生性多疑用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来概括，首先人格方面就存在问题。如果人有好坏之分，理所应当的曹孟德是属于坏的行列。
公论：（1）曹操统一北方的积极作用。
前已叙及，东汉王朝后期，由于政治黑暗，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无法生活，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民起义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继之而来的是东汉王朝的解体和军阀混战。在混战中，不仅董卓、李傕等凉州军阀到处屠杀人民，抢劫财物，就是打着勤王旗号的东方将领也“纵兵钞掠”。因而普遍出现了“民人相食，州里萧条”的荒凉景象。这种情况的造成，除了应当归罪于东汉王朝的反动统治外，镇压农民起义和破坏社会生产的军阀，自然也是不可饶恕的罪首。但相对的说，各军阀之间，毕竟还是有所差别的。拿曹操来说，他虽然镇压过农民起义和滥杀过无辜人民，但从他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表现来看，他比被他消灭的那些军阀还是胜过一筹的。比如他推行屯田，兴修水利，实行盐铁官卖制度，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经济的整顿起了积极作用。这些都将在谈论经济时再介绍。
曹操一开始走上仕途就试图用比较严格的法律改变当时权豪横行的情况。但由于祸害根子在****，操无法施展自己的意图。到他自己掌握政权以后，才得全面推行抑制豪强的法治政策。他说：“夫刑，百姓之命也”；“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他起用王修、司马芝、杨沛、吕虔、满宠、贾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强。如果把袁绍和曹操在冀州先后推行的治术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情况：“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在袁绍的宽纵政策下，“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应命”。这样，自然不能使“百姓亲附，甲兵强盛”。所以袁绍虽地较大、兵较多、粮较足，终为操所败。操得冀州后，立即“重豪强兼并之法”，因而收到了比较能使“百姓喜悦”的效果。我们只要翻看一下《三国志；魏志》，就可以看出在操统治下，从****到地方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风气都与以前有所不同。朝中既少有倾轧营私的大臣；地方上恣意妄为而不受惩罚的官吏和豪强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司马光说操“化乱为治”，并非无据。而且操用人不重虚誉，他选用的官员要“明达法理”，能行法治。操还提倡廉洁，他用崔琰、毛玠掌管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于是社会风气有所好转。
与推行法治政策相辅而行的是操力图集权于己，不容许臣下有结党行为。他下令说：“今清时，但当尽忠于国，效力王事，虽私结好于他人，用千匹绢，万石谷，犹无所益”。操为了监视群臣，设置“校事”。这件事受到大臣反对，认为“非居上信下之旨”。操对此加以解释说：“要能刺举而办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所谓“贤人君子”，主要指世家大臣，他们累世为官，枝连叶附，名望和势力很大。操对之一方面不能不加以笼络，使之居上位而不予实权；一方面也利用出身微贱的校事来检查他们的行动。至于这样做有无必要呢？我们可以用日后孙权的话来回答。孙权说：“长文（陈群字）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头，畏操成严，故竭心尽意，不敢为非”。孙权也仿效操设校事一职，可知在当时情况下，设置监视大臣行动的校事，以防汉末和袁绍集团内大臣结党拉派的重演，还是不无道理的。从曹魏政权的内部结构看，世家大臣最多，潜在的危险也较重。曹操为自身及子孙计，设置校事以伺察大臣，虽有些苛刻和搞权术，但不这样，是难以制服他们的。史称：“曹公性严，掾属公事，往往加杖”。操还令诸将家属居邺，以防其叛己外逃，都是操与属下存在着隔阂与矛盾的反映。
总起来看，黄河流域在曹操统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经济逐步恢复，阶级压迫稍有减轻，社会风气有所好转。所以我们说操之统一北方及其相应采取的一些措施还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2）曹操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
首先，操善于驭将；如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东击孙权，退军时，留下张辽、乐进、李典三将及护军薛悌镇守合肥。次年，操于出军西击张鲁前，派人给薛悌送去教令，封面写明：“贼至乃发”。不久，孙权亲自率领大军十万来攻合肥，薛悌等开函看教，乃是：“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这时合肥守军总共才七千余人。敌众我寡，如果分兵出战，是否上策，诸将疑惑。张辽曰：“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李典闻言，当即表示赞同。于是辽、典当夜招募敢从之士八百人，杀牛犒飨。次日天亮，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阵，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己名，直冲至孙权麾下。权见辽来势凶猛，大为惊恐，其左右亦不知所措，只好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辽呼权下战，权不敢动，望见辽所将兵少，聚众围辽数重。辽一再突围，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自早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辽等乃还修守备，众心遂安。权军经此一战，锐气顿失，守合肥十余日，即撤军退。大众既去，权和数将尚留逍遥津北。张辽从高望见，即率步骑前来捉权，极将甘宁、吕蒙、凌统等竭死格斗，权始乘骏马逃去，几被活捉。史家对操教令，颇为赞扬，胡三省认为操以“辽、典勇锐，使之战；乐进持重，使之守。”孙盛认为操之本意是勇怯调配，“参以同异”。我以为：张辽作战固极勇锐，乐进也以“骁果”显名，常先登陷阵，“奋强突围，无坚不陷”。如果把乐进说成是“怯”者或仅能“持重”的人，恐怕是不妥的。操的本意，料知孙权来时必自恃人马众多，合肥守兵寡少，必然骄忽轻敌。正可乘此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突然袭击。即如张辽所说“及其未合，折其盛气”，如此而已。盖兵贵神速，掩其不备，操之知将料敌，固极高明。
由于孙权经常进兵侵犯合肥，所以曹魏一些靠近合肥的州刺史也带兵屯戍于此。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操令屯戍在合肥的兖州刺史裴潜等作好行军准备。因这时合肥方面并无军事气氛，故裴潜等动作不速。扬州刺史温恢暗自对裴潜说：“此必襄阳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为急会者，不欲惊动远众。一二日必有密书促卿进道，张辽等又将被召。辽等速知王意，后召先至，卿受其责矣！”于是裴潜赶紧作好快速行军准备。果然不久接到快速进军的命令。接着张辽等也收到诏书。说明操对诸将约束甚严，不容有忽慢诏令和动作迟缓的事。
由上可知，操善于用将，对之要求也很严格，但能得到他们的拥护。甚至连孙权都说操之“御将，自古少有”。证明操是善于御将的。
曹操还富有韬略、足智多谋，在战略、战术方面，常能应付裕如。操在战斗时，常能根据敌我情况，临机决策，变化多端。如前所述。操在对于毒农民军、吕布、张绣、袁绍、马超、韩遂等一系列战争中，常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埋伏、包抄、突袭、离间、劫粮、攻彼救此、弃物诱敌等方法，谲敌致胜，转弱为强。在战略方面，操能集中部属智慧，择善而从，少有失误。例如当操与吕布争夺兖州，相持不下时，徐州牧陶谦病死，操欲乘机袭取徐州，然后再击吕布。荀彧劝阻之。操乃改变主意，以全力击败吕布，平定了兖州。接着徐州也归附了。建安六年（201年），即官渡战后下一年，操因粮少，不足略定河北，欲因绍新破，以其间击刘表。荀彧说：“今绍败，其众离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兖、豫，远师江、汉，若绍收其余烬，承虚以出人后，则公事去矣”。操从之，终究平定了冀州。
由上可知，荀彧在战略决策方面屡次纠正操的疑误想法，因而对操的成败存亡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其他谋臣如荀攸、郭嘉等亦有同样功勋，为操所称誉。足证操对战略部署极为重视，事先都与群僚仔细商讨。他能采纳别人的正确策略，说明他的判断力是很强的。
当操与袁绍起兵讨伐董卓时，绍问操：“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操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操又对别人说：“汤、武之王，岂同土哉？若以险固为资，则不能应机而变化也”。操之所以能克敌致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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