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论的平衡，则我们应该说，这次事件将使得中国人与西方人的关系在未来更为冷静、更为平和、更为可持续，所以是坏事变好事。

    西方人对于我们的不友好乃至仇视，不应成为我们完全排斥、不学习西方的一切东西的理由；西方国家有好的东西，我们还是要学习。我们中国自己的事情，要由中国人根据自己的国情来自主选择西方的东西，不适合的，无论西方人对我们有多么好，也坚决不能照搬，适合的，无论西方对我们有多么不好，也要拿来用。我们的选择不应由西方人对我们好还是不好来决定，这一点说起来容易，但做到也很难，因为人都是有感情的，但我们必须尽量冷静地思考这些问题，使中国人的历史选择不受西方人的选择所左右。这就是我为什么在接受前述南方都市报的采访时仍旧强调，即使在今天西方媒体公信力的大厦在中国人心中轰然倒塌的情况下，我们仍旧要认识到西方媒体的独立性不是客观性和公正性，至少在对外时，西方媒体并无客观性和公正性可言的价值。我们要认识到在对外时，恰恰是西方媒体的独立性使他们显现出了非凡的活力和杀伤力反观我们的传统媒体，却显得官样文章而僵化，基本不能做出有效的反击。我们的有效反击主要是由民间通过网络做出的，而这恰恰是依靠网络媒体的相对独立性。我们还要认识到，在争论国内问题时，西方媒体的独立性确实就表现在了相互争论、相互制约、相互监督方面，这样就能在争论国内问题时，保持一定的客观性和公正性，这无疑对维持社会的公正与和谐是有好处的。关于西方的宪政法治等等，我也仍旧主张中国人的选择不应受西方人对待我们是好还是坏的影响。

    第四章自卑的中国人“逆向种族主义”批判

    那些在美国转了一圈就回来，然后描述美国是如何的一个“君子国”，人际关系如何“和谐”“简单”的人，根本连美国人际关系的边都没挨上呢，怎么可能真正的做比较呢可以说，他们的比较只不过是一种盲目的崇拜。还有的人，在美国待的时间要长一些了，也许还有了一定的地位，即使如此，也未必真地进入了美国主流社会的人际关系圈，这一点他们自己心知肚明，但他们也在编造一个“美轮美奂国”的神话。为什么呢一位在美国留学多年的中国留学生曾对笔者言留学生“付出的努力之大，经历的曲折之多，个中甘苦又难以对外人道。在没有留过洋的国人面前，把美国说得美轮美奂，自己是美轮美奂国中一员，当然更容易获得国人艳羡的目光，维持住那一份好不容易才得来的优越感，何乐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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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1节章节标题51

    其实，日本能不能再次侵略中国，搞个北京大屠杀什么的，关键在于中国是否能够自强。只要我们能够强似日本，我们的安全就有保障，日本道不道歉，它也奈何我们不得。如果我们强于日本，则我们高兴要它道歉，它就得道歉。似今日这般求它道歉，反受它奚落，真是令我等尚留有一点血性的中国人伤心羞愧。我最受不了的还有那句话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弱国弱民的感情一文不值，伤害了又怎样难道我堂堂中华只能做这种弃妇态吗哭哭啼啼地对负心郎说别伤害了我的感情。是男儿，受辱则应以刀剑相见，若实在技不如人，则十年磨一剑，技成之后，再报深仇，决不会去谈什么“感情”。

    论中国知识界奴化影射史学的形成背景及其危害

    人类自有语言以来，就有谎言。一位英国生物学家曾经断言人类今天如此之大的脑量和如此之强的智力，多半不是过去人们常说的劳动的结果，而是自有语言以来，一场从未间断过的撒谎和反撒谎的人脑军备竞赛的结果。

    谎言的存在是一点不奇怪的，自有语言以来就存在，甚至在有语言之前就已有了欺骗行为，今后也一定会继续存在下去。然而，令人齿冷的是，到了20世纪，撒谎的水平似乎是降低了而不是升高了，但反撒谎的水平却降低得更多，出现了许许多多原本非常明显、极易揭穿的谎言，却有着无数智力正常、原本不应被愚弄的信奉者，其结果就是很多智力水平非常低的谎言横行于市，有些还带着极其辉煌的光环，所以我的一位朋友相当正确地说过20世纪形成了许多错误的知识。即使到了21世纪，有些谎言被揭穿了，但还有更多的谎言至今也没有出来一个揭穿它们的赤子。这种情况是对人类智力的一个嘲弄。在人类已经进入太空，正在揭开生命奥秘的今天，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智力低下被反衬得十分怪异。

    今天，我想从论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奴化影射史学的形成背景及其危害入手，作为我今后想做的在21世纪给人类的智力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恢复名誉的努力的一部分。

    一、拿历史来陪绑现实政治考虑的影射史学的非正义性

    影射史学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现象，就像有了语言就有了谎言，我猜想，自人们做历史记录始，也就有了影射史学。在整个20世纪，东西方两大阵营进行了激烈的意识形态论战，双方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影射史学自然也就大行其道。在中国，影射史学在“文革”时期达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以至于人人见其荒谬。“文革”后，知识界一致声讨“文革”乃至“文革”前的影射史学，“翻案风”成了一种时髦。这些“翻案风”都是打着还原历史真相的旗号，指责中国这些年来的历史学著作、历史学教科书歪曲了真相。然而，等这些人出了手，我们却发现，他们搞的也是影射史学，而且比对方有过之而无不及。暴力非暴力的问题便是他们的着力点之一他们打出了“反对暴力”的旗号。然而，你仔细看看就会发现，在强势集团和弱势集团的矛盾冲突中，他们强调的是弱势集团不应用暴力反抗强势集团的暴力；在中国与外国的矛盾冲突中，他们强调的是中国不应使用暴力反抗外国对于中国的暴力侵略，以这样两个主题先行，然后任意裁剪历史，以符合这两个主题的需要，在很多时候甚至连逻辑都完全不顾了。比如，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中，闭口不谈西方人自己的笔记中都有记载的远在八国联军进城之前，西方人包括西方平民在北京街头任意“猎杀”明明不是义和团的中国人，却破口大骂义和团“反文明、反人类”；作者也睁眼不见西方历史学家都有记载的这样一个事实对于友善地款待西方人的印第安人，英国人、法国人在北美，其他西方人在南美，却利用美洲大陆原本很少传染病，因而印第安人抗病能力差的弱点，故意送给他们染有病菌的衣服，以细菌战的方式灭绝他们的种族，却大谈中国人当时只要不反抗，圆明园就不会被烧掉，遭兵祸和被屠杀就都可以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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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2节章节标题52

    有人说，历史学家有权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谈论历史。是的，任何人都有权从不同的角度认识、谈论历史，然而，当你的历史观完全歪曲了历史的大轮廓，却还在那里斥骂别人的历史观是“狼奶”什么的时候，你就跌落到了一个历史学家，或者说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道德、专业，乃至智力的最低标准线以下。不客气地说，现在的这股影射史学、“翻案风”中，至少有一部分，就是跌落到了这些最低标准线之下。

    然而，为什么中国知识界能够刮起这股“翻案风”呢这当然首先是由于中国公众长期以来已经厌倦了过于一言堂的，简陋枯燥的官方史学，再加上主流媒体的大肆炒作，学术刊物、报纸、杂志、影视一齐追捧，所以一时间“翻案史学”大行其道，不少公众真的相信“翻案史学”说的才是“历史真实”。原本这股“翻案风”是可以风行更长的时间，误导更多的人的。可是，像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这样的“翻案史学”完全罔顾历史事实，甚至罔顾最起码的逻辑，这就不仅仅是谎言了，而且堕落为智力低下的谎言了。对于这样智力低下的谎言，仍有一群“自由派知识分子”明明知道自己就是意识形态划线，主题先行，却坚持声称那才是“历史真实”。虽然有一部分至少还想爱惜一点自己在智力方面的名誉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承认这样的历史观在学术上实在是站不住脚的，但是仍旧挺身卫袁，斥责指出袁伟时教授在历史事实面前，在逻辑面前站不住脚的人“基本立场有问题”。理由是什么呢杨鹏先生发表在亚洲周刊2006年2月19日二十卷第七期的中国政治进入了十字路口以下简称“杨文”把这个理由说明白了“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袁先生回顾历史，目的是为了推出他针对现实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我们与其将其看成对历史教训的总结，不如看成是对今天执政者的告诫。”我认为，杨鹏先生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袁伟时教授的“历史”是不是真相并不重要，关键是他得出的“现实的结论”对不对。袁伟时教授以及他的许多支持者一开始时气是很壮的“我们有责任将历史真实告诉我们的青少年，让他们永志不忘”。然而，他的那些“历史真实”没有禁得起批评者兢兢业业的考证，甚至他的历史学的逻辑都被批评者揭出了“低级错误”。杨文“识时务者为俊杰”，从袁伟时教授得出的“现实的结论”对不对的角度进行辩护，确实是比袁伟时教授的那些还要跟人家死缠“历史真实”的拥趸们高明得多，也坦诚得多了。

    袁伟时教授得出的“现实的结论”以及他“对今天执政者的告诫”到底对不对呢我们可以争论。在这里，我们先不妨假设袁伟时教授得出的“现实的结论”以及他对“今天执政者的告诫”是对的。即使这样，袁伟时教授就有理由把历史拉来为现实陪绑了吗只要“现实的结论”正确了，我们就可以随意歪曲历史，随心所欲地大搞影射史学了吗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为什么呢

    第一，追求历史的真相，其本身就具有终极的价值。不管袁伟时教授自己知道不知道自己的历史学并非“历史真实”不仅不是“历史真实”，而且比他所批判乃至破口大骂的中国的历史教科书距离历史真相更远他打的旗号仍旧是“历史真实”，也就是说他至少还是明白大多数人是看重“真实”这一点的。像这种大多数人自然而然地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肯定是有它的深刻道理的即使有些道理我们今天还不能解释。

    第二，公众有权知道历史的真相，有权自己从历史的真相得出“现实的结论”，所以，我们不应该在历史真相上欺骗公众，这是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而认为少数“精英”有权代替公众得出正确的“现实的结论”，所以可以任意裁剪历史的真相去引导公众的想法，恰恰是专制主义、极权主义的想法。这就和杨文一直高举的“民主”“自由”大旗不符，因此，杨文从“现实的结论”以及“对今天执政者的告诫”是否正确的角度为袁伟时教授所作的辩护是和自己高举的大旗自相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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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3节章节标题53

    第三，我们谁也不是上帝，谁也不知道未来一定就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必须从历史真相中获得教益，而不能为了一时的现实需要任意裁剪历史。像袁伟时教授以及前面所说的“翻案风”给我们灌输的历史观，就算在应对当下的国际国内情况时确实正确，它也阉割了我们民族的智慧，万一情况发生变化，我们就会无法从历史经验中得到教益。

    所以，以“现实的结论”正确来为袁伟时教授的历史观辩护是不能成立的。然而，在网上和私下进行的这场辩论中，当“挺袁派”不得不承认袁伟时教授的观点在“历史真实”及逻辑上都站不住脚时，其后的辩护实际上就都是杨文的角度了。在这场辩论中，笔者痛感到，不少“自由派知识分子”所做的和所想的，与他们平时高举的大旗很不一样。本来笔者是不敢这样说的，因为别人会立即给你扣上“诛心之论”的帽子。而杨鹏先生十分坦诚，把很多东西都端了出来，并发表在杂志上，使得笔者的叙述容易了许多，这一点会在后面的叙述中更清楚地显示出来。

    二、“一仆三主”是奴化影射史学的形成背景

    抛除袁伟时教授的学术不谈，以影射现实而论，他的历史观的问题或者说好处在哪里呢一些反对他的“红色贵族”说得很直截了当这种历史观的要害在于否定暴力革命，进而否定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因为共产党是以暴力手段获得政权